西方国家针对职业健康安全的政府管制是在其后工业社会时期发生的。在这个时期，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工业化过程基本完成，国民经济的构成主要以服务业为主，宏观经济结构的效率得到了优化。同时，这些国家社会民主化程度较高，法治系统也较为完善，具有独立性地位的管制机构和大量社会中介组织，民众生活水平较高，自由市场比较发达。在这些国家中，职业健康安全的保护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宏观经济结构的产业风险，如，第二产业中的矿产采掘业、建筑业等依然面临着战略发展的需要，即便国民经济已经完成了工业化改造，但这两个行业依然不会消失，依然需要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物质保障，而这样的风险行业如果在技术禀赋与政府管制上得不到效率改进，将对宏观经济的运行造成因职业伤害而引起劳动供给不足的风险；二是自由劳动市场所广泛存在的内部性问题，如，雇主采取隐瞒或低估职业健康安全风险的行为，来避免这些风险被劳动者用以订立劳动合同的谈判要件，这样就会因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职业健康安全的伤害成本由劳动者承担，却并未在劳动合同中明确劳动者在风险作业条件下的伤害求偿条款，而这又是管制经济学家构建政府社会性管制理论的基础。
就职业健康安全管制的目标而言，管制制度的设计应同时实现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职业健康安全管制在本质上反映了一个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二维互动的治理问题，即经济市场对自由市场效率和自我逐利动机的维护与政治市场对社会公平正义和劳动者健康权益的政治性回应之间，应是协作互动的关系。由于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经济发展与职业健康安全保护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二者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会极易产生矛盾与冲突，导致经济发展与职业健康安全保护间的不协调与公平性缺失。我们知道，职业健康安全的供给方式可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来实施供给；另一种是由政府公权的全能干预来实施供给。但这两种形式都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极端，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信息的完全充分是需要花费巨大信息成本的，况且自由市场中的经济行为个体存在隐藏信息的偏好，致使信息偏在的问题普遍存在；再则，政府公权的全能干预也需要权衡成本投入与社会效益产出的关系，因为国家经济财力也是一种约束条件，政府干预只是在有限条件下的优化选择。因此，职业健康安全管制的政策供给实该在这两种方式中寻求一种多维协同的动态均衡机制。
职业健康安全管制目标的有效实现应通过合理界定对经济市场理性的张扬与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适度来实现。理性的均衡不是没有利益冲突，而是需要将不同系统间利益的分化与差距限定在人们可接受的范围和程度之内。而一旦发生系统间的割裂与失衡时，政府管制的政策供给也应有能力解决系统间冲突与失衡所带来的外部性问题与效率损失。从简单的逻辑判断来看，职业健康安全的管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激励作用。如果健康安全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职业劳动者通过辛苦劳动换来的职业性报酬收入将以牺牲自身的健康和安全作为代价，一旦职业伤害事故发生，其职业性报酬收入与职业性成本投入之间发生抵消效应，出现职业劳动收益的消散，使得职业劳动者降低对生产性劳动的职业投入，进而减少生产力赖以发展的“资本、劳动、技术”结构中的劳动供给，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进程；而当职业劳动者的健康安全权利（或产权）界定不清时，雇主或生产厂商随意侵犯或剥夺劳动者的健康安全权利，让资本雇用劳动变成嗜血的工具，资本理性无限放大，而劳动供给渐次减少，生产力发展中的要素组合出现结构性失衡，亦将会使国民经济发展和生产厂商的逐利过程受到阻碍。无论是从劳动市场的内部性，还是从宏观经济发展的外在风险而言，职业健康安全管制的设计与变革都应该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它需要为宏观经济的发展而服务，同时又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管制目标的有效实现需要基于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特定的劳动力市场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