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健康安全的系统失衡是宏观经济社会因劳动力市场的公共治理而引起的社会系统非均衡现象，它是一个动态发展演变的过程，具体表现为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与政治系统层面的系统风险。这些子系统之间又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它们与职业健康安全市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进化。职业健康安全引起的系统失衡可以通过自组织调整与外组织协同治理的过程控制逐渐走向新的均衡。当然，在这个调整过程中，需要促进各子系统间的协作与互动，以避免各子系统对安全边界的控制超越了其能承受的临界状态，而不能将单个子系统的福利改进建立在其它子系统的外在损失基础之上，必须实现各子系统福利改进的帕累托最优。按照协同治理理论[7]，职业健康安全与社会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乃至整个自然系统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各系统在时空、结构、功能等方面存在着非线性的侵扰与失衡问题，而为了使系统的非均衡状态重新走向均衡，则必须通过来自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等手段使各子系统之间产生合作与适应的关系。
职业健康安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公共品，它既反映社会性的问题，同时也反映经济性的、政治性的问题，它联结着经济市场、社会市场和政治市场。职业健康安全供给的非均衡将引起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割裂，从而使社会陷入冲突与对抗的困境之中。显然，这种割裂的局面是不利于国家建设和经济现代化的。因此，职业健康安全的规制应更加重视通过规制政策的供给来实现对社会整体价值正义、经济市场效率和政治市场民主权利的保护，实现各系统的互动增长。有效的职业健康安全协同规制应实现政府政策供给的多目标均衡，最小化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政治系统之间的失衡风险。而经济学原理表明，最小化或最大化并不是绝对的，它是受各种制度、环境、技术等多种因素和条件影响和制约的。协同规制的均衡也不是没有利益冲突的，而是需要将不同系统间基于职业健康安全保护而产生的利益分化和差距限定在人们可接受的程度和范围之内。
最佳理想状态的职业健康安全规制应试图改变传统意义上单纯依靠正式制度和单向权威来形成职业健康安全秩序的方式，而着眼于各子系统间的自我动态调整和自我适应。协同规制的真正要义在于通过政府规制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来界定自组织自由博弈、相互协调的外生性环境，从而使职业健康安全的治理可以在经济系统、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自由灵活地相互转换、相互配合，实现多元互动，将系统风险和职业伤害的成本内化在社会大系统或大市场之中。借助美国学者黑夫兰（Heffron，1983）对规制手段的分类[8]，我们可以对职业健康安全协同规制的手段和方法进行三类划分：经济的、社会的和辅助的。职业健康安全协同规制的有效实现应寻求这三种手段的协作使用，以解决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社会失灵以及政府失灵问题。从经济性规制的角度而言，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价值目标是为了解决职业健康安全市场与宏观经济市场在相互协作、相互影响中普遍产生的市场缺陷和系统风险。这些市场缺陷和系统风险既包括因宏观经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所导致的职业健康安全风险（如采掘业的职业高风险），也包括因职业健康安全边际收益下降所导致的产业经济风险（如“民工荒”导致的制造业成本优势消失），它们之间相互依存、互为因果。对于前者而言，经济性规制需要通过产业政策和健康安全政策的调整来提高高风险产业的产业集中度，并通过技术要件和规模成本的限制对风险行业形成进入壁垒；而对于后者，经济性规制则需要通过对企业职业健康安全的投入与收益进行价格调控，对未能达到或者超过社会平均健康安全投入的企业实行价格罚没或价格补贴措施，努力使企业的健康安全成本回到社会平均水平。
从社会性规制的角度而言，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价值目标是为了解决职业健康安全市场所存在的负内部性问题，建立一种有利于劳动者、生产厂商和政府规制主体之间进行有效博弈的私法与公法保护制度，实现劳动保护的社会公平与正义。社会性规制政策的供给取决于规制政策的边际增加会带来多少职业伤害的减少，规制政策供给的可能性边界在于边际的规制投入与边际的无序损失相等之外。但是，政府规制者并非是天然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者，他们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益博弈者。如此一来，也就无法消除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某些现象，例如，规制者因追求私利，被特殊的理性资本或利益集团所“俘获”，进而发生规制中的“渎职”现象。这些规制的“渎职”现象在我国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矿难中表现得尤为真切，规制者常常以参股或抽股的形式与理性资本形成合谋，来共同抵御中央政府对地方规制者的约束。因此，职业健康安全的社会性规制需要建立职业风险的信息公开制度，以解决职业健康安全市场的“信息非对称”和“负内部性”问题；同时还需要借助对《职业健康安全法》（中国称为《职业病防治法》和《生产安全法》）、《劳动法》、《刑法》、《民法》等公法与私法的立法调整，加强对劳动者职业健康安全权益的法律保护。
从辅助性规制的角度而言，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价值目标应解决如何促进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公民参与、程序正义和市民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健康安全评估机构、自律性行业协会、健康安全资信管理组织、公正和仲裁组织、健康安全资质认证机构等都是职业健康安全规制有效实现的辅助手段。然而，当前中国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中介组织和公民参与的发展程度严重不足。并且，这些辅助力量的发展还广泛受到国家管制部门意志的左右，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网络力量薄弱，政府规制部门与中介组织的合作度不够，职业健康安全的系统控制变量之间协作效率低下，整体治理效率小于部分之和。因此，为了解决职业健康安全的系统失衡，我们应大力扶植和培育这些中间力量的发展，并逐渐减少或弱化政府管制机构对职业健康安全治理的行政干预，让政府公权远离对职业健康安全市场经济性问题的干预（如管制者对矿业资本的入股），转而增强对职业健康安全市场社会性问题的矫正（如职业伤害后的社会救助）。此外，我们还需要赋予这些辅助性组织以独立、中立的地位，使其对职业健康安全规制的资信评估、社会救济等环节提供公正、透明的信息，对政府规制主体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
